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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9月27日 星期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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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分耕耘几分收获:《收获》李小林老师专访
 
来源: 作者:佚名 编辑: 舒桥乡 阅读:2927 时间:2016-5-20 9:19:00
 

[摘要]收获》创刊以来发表的小说被拍成电影的约有上百部,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张艺谋的《活着》。这样好的优势,在热火朝天的中国影视市场中正可以大展拳脚,而这样一个平台的出现,正可盘活一盘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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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分耕耘几分收获:《收获》李小林老师专访

《收获》放大招。

老牌文学杂志《收获》也有app了。5月18日下午,《收获》杂志与“赞赏”IP平台战略合作发布会在上海作家协会举行,宣布《收获》杂志的新媒体平台正式全面启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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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平台上线之后,意味着文学创作者可以通过“赞赏”平台开发的写作出版社区“行距”app,向《收获》杂志社的编辑投稿。当然,如果仅仅是投稿,做这样一个平台就有点大题小做。最重要的,这里还将引入版权代理,整合华语文学圈,让这里成为一个剧本交流的园地,发现新人,将杂志、文学交流和影视版权开发三者结合起来,打造一个互联网文学的剧本工厂,确实是开风气之先,也让文学跨越你我的距离。

说起来,《收获》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《收获》创刊以来发表的小说被拍成电影的约有上百部,最著名的当然就是张艺谋的《活着》。这样好的优势,在热火朝天的中国影视市场中正可以大展拳脚,而这样一个平台的出现,正可盘活一盘棋。

明年,就是《收获》杂志60周年了,风风雨雨走来,《收获》能在中国文坛屹立不倒,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,和它的继往开来求新求变分不开。

《收获》杂志50周年时,我曾经专访过当时的《收获》主编、现在的《收获》名誉主编李小林老师,畅谈《收获》的50年历程,这里首次全文推送。祝福《收获》能有更好的未来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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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分耕耘几分收获:《收获》李小林老师专访

镶有彩色玻璃的西厅、弧形上升的楼梯、铸铁栏杆的阳台、一柱擎天的罗马柱、小天使和爱神组成的雕塑喷泉以及多少有些巴洛克风格的雕饰,都在显示主人的品位。

从喧闹的陕西南路迈步走进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建筑空间中,有种恍如隔世之感。上海市巨鹿路675号,房子连同绿草如荫的花园,解放前曾经是“煤炭大王”、“水泥大王”和“火柴大王”刘鸿生的弟弟刘吉生的住宅,如今则是《收获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萌芽》等多家文学杂志社和上海市作家协会的所在地。从物质贵族的豪宅到精神贵族的家园,这里已经走过了50多个春秋。

在3楼走廊里,见到《收获》主编李小林,她正在忙碌。《收获》杂志编辑廖增湖对我说,她很忙,从每一期的终审稿,到封面的颜色和设计,事无巨细,她都要过目定夺。主编室里堆满了刚刚印好的最新一期《收获》,依旧是《收获》经典的开本和装帧,只是用了大红颜色透着喜气。烫金的“50”这个数字表明了这一期《收获》对于这本杂志和这个杂志社的重要性。

两次停刊,两次复刊,从巴金、靳以老一辈文学工作者到现在以李小林为首的《收获》年轻一代编辑,《收获》已经走过了整整50个年头。就是在这本杂志上,刊发了《茶馆》、《蔡文姬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人到中年》、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《迷舟》、《妻妾成群》、《东渡记》、《顽主》等一大批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。马原、余华、格非、苏童、北村、孙甘露等活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作家,因为《收获》而为中国读者所熟知。不能不感谢这本杂志,它是中国50年发展的晴雨表,他们掏出自己燃烧的心,奉献给作者和读者,在中国文学史上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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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获》1979年复刊号

靳以:倒在工作岗位上

1930年代,郑振铎和靳以在北平编过一本文学杂志叫《文学季刊》。1956年,巴金和靳以在上海酝酿办一本文学杂志,希望能够接续《文学季刊》的风格和传统,为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创作和发表的园地。在2007年第4期的《收获》上,刊登了一张巴金和靳以30年代在北平圆明园遗址前的合影,他们的合作从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(即《文学季刊》编辑部)就已经开始。但他们所设想的《收获》杂志还是一本有个性的,绝非千篇一律的文学刊物。在酝酿这本杂志的时候,当时的政治气氛还不是特别紧张,所以他们都满怀信心、满怀理想。“对于杂志的未来,他们有很多设想,”李小林对我颇为动情地说,“当时靳以还想以后出丛书,甚至办一个出版社。靳以到北京,老作家那儿他到处去约稿。你看当时《收获》的编委会成员,阵容非常强大,都是些名作家。当时作家的创作欲望非常高涨,作品也不断出现,文学杂志却很少,巴金和靳以非常想将其办成一个文学百花园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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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和靳以

这是一本新中国诞生最早的大型文学刊物,编委包括:冰心、曹禺、柯灵、郑振铎、刘白羽、艾青、陈白尘、周而复、峻青、李季等人。但是《收获》刚刚创刊,紧接着就迎来了来势汹汹的反右运动。令李小林印象最深的是天津作家方纪的《来访者》发表后就挨批了。挨批后,编辑就得表态,就得写检查,形势可以说一下子就风云突变。所以李小林觉得我们的前辈们确实是非常不容易。在这样一种政治气氛下,尽管办得很艰难,他们还坚持着他们延续“五四”的文学理想。李小林当时12岁,是它的小读者,特别喜欢看《收获》,常常盼着它出版。但接下来主编靳以因心脏病发作于1959年去世(去世前,他还在病床上看稿、看校样,他倒在工作岗位上),对《收获》和巴金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马上又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,纸张严重紧缺,纸张就从白颜色变成黄颜色,从黄颜色变成黑颜色,真没法看,不得不停刊。

此外,当时《收获》是双重领导,是中国作协和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的文学刊物。这本杂志从属于中国作协,当时《收获》都是在北京印刷,但编辑部又在上海,因为巴金和靳以的家都在上海。中宣部领导就认为,既然他们家都在上海,编辑部也可以放在上海。在上海的话不可能只是中国作协来管,上海市委宣传部也要管,双重领导当中也多少有点矛盾。

创建一个百花齐放的阵地

在50年代的《收获》上,巴金和靳以两位主编开启了《收获》的追求:创建一个百花齐放的阵地。

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,是鲁迅未发表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》、艾芜的长篇小说《百炼成钢》、康濯的《水滴石穿》,老舍的三幕话剧《茶馆》和柯灵的电影剧本《不夜城》,以其卓越的文学品格立即引起了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。

这个时期的《收获》还刊发了如《大波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《平原枪声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山乡巨变》等长篇小说和《林则徐》、《蔡文姬》等剧本。

其中,周而复的《上海的早晨》仿佛时代的潮汐,把握着城市的脉搏。因为在华东局统战部工作,他和上海的工商业人士和公人都有了深入的接触,接触得多了,了解得深了,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公人就成了他的朋友,他们无话不谈。

1952年春,周而复开始构思长篇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,把他了解的历史写成小说。他曾经设想写6部,但后来因故放弃了计划,只写4部: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;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攻,开展五反运动;第三部写民主改革;第四部写公私合营,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,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。波澜壮阔的画卷记录着时代的变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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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与周而复

1957年11月12日,第一部改稿写完,作为《收获》杂志的编委,他将这部稿子首先给了《收获》,并于1958年在《收获》发表,同年下半年出版。

和《上海的早晨》相仿,柳青的《创业史》也是全景式的长篇小说,只是柳青将目光投向了农村,他的计划是用4部的篇幅来描述我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,虽然最终他只完成了两部。第一部以1953年为时代背景,描绘了渭南地区“蛤蟆滩”的青年农民梁生宝带领土改翻身的农民组成互助组,开展合作化运动的故事。因为真实反映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社会、思想和心理的激烈反应,并且塑造了梁生宝这个血肉丰满的形象而得到读者的喜爱。

1959年,《创业史》第一部发表在《收获》杂志上。

向大师的背影致敬

在《收获三十年》一文中,巴金写道:“1964年1月,《收获》在上海重现。人们称它为‘新收获’或‘小收获’,它不是原来的《收获》,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。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,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,改出‘新收获’,记得是以群在领导,萧岱同志做实际工作。”

64年的局势已经比较左了,复刊之后,运动一个接一个,文艺界也开始整风。第二个《收获》上就出现许多批判、表态文章,到1966年上半年的时候连社论都上去了。直到“文革”正式开始,《收获》被认为是文艺黑线的老窝,自然是首当其冲。不仅《收获》被革命左派砸烂,连以群也挨批挨斗、跳楼身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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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1月,《收获》第一次复刊,《收获》历史上曾三次停刊

1979年《收获》第三次复刊。李小林感慨地说:“我觉得我们比我们的前辈要幸运得多。时代不同了,社会毕竟是进步了。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宽松,尽管其中也经历了一些反复,但至少不会再因为发表一篇小说、一篇文章而获罪。”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浮躁》发表后,上海市的某位主要领导人在万人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这篇小说,要是放在“文革”前是件不得了的事情。作协就召开讨论会,邀请一些作家、编辑一起来讨论,大家并不因为主要领导人说有问题就否定它的文学价值,还是从艺术上予以肯定。所以李小林觉得他们比他们的前辈要幸运。因此,他们在2007年第4期《收获》上发表了一些老作家、老编辑的照片、手迹和感言,就是要向文学前辈和编辑前辈表达敬意,他们这一期的主题也定在“致敬与传承”上。李小林对我说:“这些大师们已经离我们远去,我们向大师的背影致敬。《收获》创刊的时候相当辉煌,《茶馆》、《创业史》、《山乡巨变》、《上海的早晨》、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作品都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笔,都成为了我们的一笔财富。”

冰心对巴金说:你要管管《收获》啊

《收获》副主编的程永新1983年进入《收获》,作为新时期以来《收获》的中坚骨干,在他手上发表了包括余华、格非、王朔等作家在内的代表作,捧红了这些名作家的同时,也让他在文学圈子里有了“伯乐”的佳誉。

苏童的成名作在他手上发表。他大学时的一个姓黄的同班同学在南京经常和苏童玩,有一次苏童把他写的小说给他看。他看了以后非常吃惊,推荐给程永新,并且评价很高,程永新记得他说:“这个人以后会大红大紫,你要注意一下。”程永新看了后觉得确实很出色,于是拿过来发表了。在《收获》上发表小说对苏童无异于一剂强心剂,让他对文学有了更强的自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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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与冰心

程永新记得,在80年代,马原和他经常和华东师大的老师们在一起交流。文学评论家吴洪森有一次把格非的手稿拿过来给程永新们看,说你们要注意一下。当时他们都没怎么听说过这个年轻人。他在外地文学刊物上发了一个短篇,但用的是真名刘勇。程永新看了他拿过来的手稿之后,说:“还有点意思”。但是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。然后格非又拿回去修改。出乎他的意料,格非改得非常快,再改完之后又拿来给程永新看。程永新看了以后,觉得跟原来的水准相比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。后来就发表了,这就是《迷舟》(发表于1987年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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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收获》主编程永新

作为先锋派中的代表作家,格非的小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保守的批评家批评为“晦涩难懂的典型”。在《收获》上,文学作品发表后,有一些意见的分歧也是经常的事。程永新回忆说:“张贤亮有一部著作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。它是《绿化树》三部曲最后的一部。写出来之后,北京的一些女作家看了之后非常不愉快。她们觉得这个小说完全是一种男人的视角,表现的是一种大男子主义的倾向。而且因为当时张贤亮的作品都比较引人关注,北京作家圈子里的人大都看了。最后是冰心先生看了。冰心先生看了之后,她也不喜欢。当然她不喜欢是完全正常的。她带信给巴金说,你要管管《收获》啊,这样的作品也发表出来。后来巴金就去看了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。他看了之后说,这个没什么,这个是可以发的。”

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

钟红明在《主题:致敬和传承》一文中总结说:“八十年代中叶开始,小说的叙事和语言中都崛起了新的美学原则,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进行了叙事革命、语言实验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的探索,对文坛形成强烈的冲击,一连串的名字首先出现在这一时期的《收获》上。”在新时期的《收获》上发表过各种各样的作品。包括形式探索的先锋派作品,还有牵涉性内容的小说,以及70年代被其它媒体冠以“身体写作”的青年女作家的短篇,程永新解释说,他们选择刊登小说的最基本原则是小说的品质,与他们是否是“身体写作”无关。“我们不排斥任何风格任何流派的作品,”程永新很坚定地说,“只要它是这种风格这种流派这种手法写作当中,我们判断下来是比较顶尖的,我们都会选用。不会因为他这个是现实主义,太写实的东西我们就排斥。也不会因为他用了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我们就不能接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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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华

新时期的《收获》也并非一边倒的赞誉之声。事实上,余秋雨的散文专栏就引起过知识界的争议。90年代《收获》还开过一个关于鲁迅的专栏。编辑们希望再现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鲁迅,并且能够让各种不同的声音能够为人们所了解,结果王朔批评鲁迅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史铁生:我宁可不要那10万块钱

史铁生当初时候写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时,希望能够在《收获》上发表。而当时云南人民出版社的《大家》杂志,办的也出色,可以说是新崛起的大型文学期刊中的代表。他们有一些企业的资金赞助,《大家》每年有一个红河小说奖,有10万元的奖金。这在当时的文学界也是很可观的数目。《大家》的主编李巍听说史铁生写了这个长篇小说以后,他觉得这个奖给史铁生比较合适。于是他就去跟史铁生要稿子。史铁生说,已经给了《收获》了。于是,李巍专门从云南飞到上海,约程永新出去跟他聊聊,目的就是想《收获》“让贤”,把《务虚笔记》让给《大家》发表。

《收获》编辑的态度是为作家着想,他们仔细考虑后觉得史铁生的健康状况不大好,经济状况也不好,稿费也有限,因为他写的少。他们就征求史铁生的意见。程永新对他说,如果你愿意给《大家》杂志,我们可以考虑。但是史铁生很坚决地说,只要你们喜欢我的作品,我宁可不要那10万块钱。

一个稳定团结的团队

《收获》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杂志模式,也保持着一个稳定团结的团队。在这里工作的肖元敏、程永新和钟红明都已经超过20年,廖增湖和王继军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0多年。李小林也自豪地说,稳定也是《收获》的一大特色,他们的编辑勤勤恳恳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,收获着文学的成果,见证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成熟。

《收获》编辑廖增湖90年代以来以小说《秘密的蝴蝶》、《口干舌噪》、《三人行》而引起文坛关注。当被问及“程永新和他都写小说,在《收获》杂志社,写小说的风气是否其实也是《收获》杂志社的‘潜在’写作”时,廖增湖诚恳地对我说:“我只能谈我自己。我是一个文学编辑,看稿、编稿、校稿还有退稿,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小说是业余写作,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和理想。在《收获》杂志工作,对我来说意味着幸福和满足——这不是套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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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像火一样,特别热情

河西:最初创办《收获》的时候,当时有几个编辑?

李小林:大概有5、6个人,我不是很清楚。从一开始就设立了编委会,有13位编委,定期召开编委会。上海编好稿子,然后再送到北京印刷发行。我父亲是没有编制的。他是从来不拿国家工资的,完全靠稿费,他为《收获》的工作只是尽他的义务。

河西:为什么取名叫“收获”?

李小林:是靳以先生提出来的。也比较确切。几分耕耘几分收获。他们觉得我们迎来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硕果累累的时期。题字是鲁迅的题字,从他的作品中抽取了这两个字。一开始是宋体的铅印。从第二个《收获》时期开始用这个题字。也是继承“五四”新文学的精神的一种表现。

河西:巴金先生说《收获》创刊最重要的是两个人,一个是靳以,一个是萧岱,能谈谈萧岱的情况吗?

李小林:萧岱先生从老《收获》到新《收获》一直在《收获》杂志社工作,他是老《收获》时的编辑部主任,好多具体工作都是他负责。第三个《收获》的时候,他就是负责人之一了,任执行副主编。萧岱1986年退居二线,但还是《收获》副主编,88年因肝癌去世,他患了肝癌之后还是带病在工作,还是坚持在岗位上,真的可以说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,靳以先生也是这样,所以他们的这种奉献精神、敬业精神对我们这一代《收获》的编辑们影响很大。在“文革”中自杀的理论家以群先生,还有老作家魏金枝都是第二个《收获》的负责人,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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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小林与萧岱

河西:您印象中的靳以先生是个怎么样的人?

李小林:他是个非常开朗、非常有热情的人。我当时年纪小,有些印象已经有些模糊了。但我记得只要他一来,他的热情、他的爽朗的笑声就能感染所有的人。他经常到我们家去。他和我父母关系都很好,两家经常走动。他像火一样,特别热情,对人、对工作都这样。

河西:徐开垒的《巴金传》中写59年的时候,靳以还是写了很多正面歌颂的文章,在反右中,巴金、靳以先生有没有受到冲击?

李小林:反右这一段我不是特别清楚。当时他们自己也是自身难保。整风时鼓励大家“鸣放”,我父亲也写了一些杂文。“文革”初期的时候,我看到揭发、批判我父亲的材料,说是当时反右的时候本来是将我父亲定为“中右”的,后来是上面保了我父亲才幸免于难。反右的时候他们肯定很紧张,还没有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政治运动,一开始还在鼓励“百家争鸣”,后来一下子风云突变,他们肯定没有思想准备,我想他们一定不知所措,不知道形势怎么会变成这样。

铜头皮带抽到我母亲脸上

河西:在“文革”中,巴金先生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,巴金先生在《纪念》一文中说文革中造反派把他和两个妹妹和21岁的女儿关在厕所里,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?

李小林:我记得66年12月一天的半夜里,北京来的红卫兵(好像是联动的)冲到我们家,翻墙破窗而入。这些红卫兵很职业,一来就把电话线剪断,气势汹汹,非常可怕。我母亲就是怕他们把我父亲带走,所以我母亲就冲出去,冲到我家对面的派出所,想打电话给单位的,结果他们追到派出所,当着警察的面,用铜头皮带抽到我母亲脸上,我母亲的脸马上就肿了起来。然后把我母亲押回来,我们就一起被关在家里的厕所里。红卫兵开始抄家,他们倒不是要资料,要的是钱财。在此之前,已经有好几拨造反派来抄过家,作协当时也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,但作协的造反派还比较文明,把有用的文字资料拿走了,其它的东西都封存起来,但红卫兵抄家就不一样了。

河西:什么时候去的“五·七干校”?

李小林:大概是69年吧。那时我已经去了吴江军垦农场,我弟弟到安徽农村插队去了。当时上面号召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,林彪有个“一号命令”,就把他们这批“臭老九”全都赶到农村去了。北京中国作协的全都去了湖北咸宁“向阳湖”干校,上海的也都赶到奉贤“五·七干校”,作协是砸烂的单位,张春桥说作协是封资修的大本营。

河西:在军垦农场,有没有因为您父亲的缘故受到委屈?

李小林:有一些,这是肯定的。不过还好,我原来在上海戏剧学院,上海戏剧学院闹得很厉害,但我在学校里的处境还算好。只是心理上压力很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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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金与茹志娟

那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

河西:79年《收获》才第二次复刊,从76年就开始筹备了吗?

李小林:76年“文革”结束后是百废待兴,积重难返。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,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一大堆,包括大量的冤假错案,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,刚开始还顾不上文学,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之后,文学才开始提上议事日程。《收获》的第二次复刊从78年9月开始筹备,到79年1月正式复刊。否定“两个凡是”,恢复高考之后,国内整个形势都不一样了。文革中只有8个样板戏和一部《金光大道》,大家对文学和知识也是如饥似渴。这时候国内出现了好几本大型文学刊物,《十月》、《当代》都是这时候创刊的。

河西:您是什么时候到《收获》的?

李小林:我是1978年8月从浙江的《浙江文艺》编辑部调回上海的。我父亲年纪大了,身体不是太好,需要有人照顾,我就调过来了。复刊前先在《上海文艺》呆了一个月。文联党组把萧岱、孔柔和我叫去筹备《收获》复刊。

河西:《人到中年》刊发后影响是不是特别大?

李小林:《人到中年》发表于80年第1期。谌容第一部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是发在《收获》上的。复刊前,我到北京去组稿,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孟伟哉先生对我说,有一篇小说《永远是春天》,写得不错,但在北京发表可能有困难,我们看了后就发表了。包括冯骥才的《铺花的歧路》,也是他推荐的,茅盾先生看了后还专门为这篇小说说了话。

先有《永远是春天》才会有《人到中年》。因为《永远的春天》我们发了之后,我们就跟谌容有接触有来往了,我们希望她能再给我们写,她就写了《人到中年》。当时她的生活条件也很差,身体也不太好,写的时候还晕过去了。后来我父亲听说了以后就叫我去看她,在她困难的时候也给她一定的支持。

发表以后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反响。当时也有人不满意,小说里写到有一个知识分子出国去了,他们就觉得你好像不爱国。当时对很多作品都有不同的看法,但最关键的是他们不是从艺术上来探讨文学作品,都是从政治上来否定它。展开艺术讨论完全可以对不对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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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4年巴金与编辑部成员合影

河西:80年代的青年作家专号让苏童、余华、格非、孙甘露等人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,能否谈谈当时组稿和刊发专号的情况?

李小林:那期专号是程永新提议的。那是87年,程永新还是个很年轻的编辑。他对文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我是85年当副主编的。我本人并不喜欢做领导,我父亲也不太同意,他希望我能多些时间帮他做些事情。84年10月吧,我陪我父亲从香港回来,编辑部的一些中青年编辑就到我家来,一定要我出任副主编,正好当时领导部门也要提拔一些年轻干部,我这个年龄段大概正好适合一点,承上启下,当时编辑部年轻的都还太年轻。85年我正式被任命为副主编。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班子,大家对文学都充满了热情,都想做些事情,把刊物办得更出色,他们就提出来是否可以集中的出一个青年作家的专号。那些青年作家零零星星也发了一些作品,但不成什么气候。必须形成一种气候,才会造成影响,程永新提出设想,大家分头组稿,我们连着做了两期,87年做了一期,88年又做了一期。比如说余华,当时他的处女作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已经发表了,发在《北京文学》上,李陀看了他的两个中篇,觉得很有基础,李陀就把这两篇推荐给我们,一篇是《1986》,一篇是《四月三日事件》,我们看了之后也很震撼,我们先发了一篇,另一篇放在专号里。一个名气不大的年轻作家,连着推了两期,第五期发了一篇,第六期又发了一篇,一下子余华的影响就起来了,就引起了文坛的广泛注意。这两期专号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,对于这些年轻作家步入文坛也起到了一些作用。

河西:有人批评说90年代中期以来的《收获》比较中规中矩,您怎么看?

李小林:我原来也这么认为,90年代是不是相对来说平庸一点?但是我看了一下,还是有很多优秀作品。余华的《呼喊与细雨》、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等作品都是90年代发表的。贾平凹的《高老庄》、王安忆的《纪实与虚构》、史铁生的《务虚笔记》、刘恒的《苍河白日梦》、格非的《敌人》、王朔的《我是你爸爸》、张炜的《九月寓言》、李锐的《无风之树》,还有苏童、叶兆言的长篇等等,另外,还有很多好的中篇,都是90年代发表在《收获》上的,可以说是硕果累累。相对来说,90年代思想比较沉闷。但文学并没有因此变得平庸,相反变得更加成熟。只是文学不再是一种集体行为, 80年代是几代中国作家的集体亮相,那是一个充满激情、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代,是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。

河西:但90年代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新生代作家,比如张旻、西飏、丁丽英等人,他们的影响力都无法与余华、苏童等80年代成名的作家相提并论,他们在《收获》上都有发表作品。

李小林:那还要看一个作家的底气足不足,看你能坚持多久,坚持些什么。作家是个很寂寞的职业,太热闹的话成不了好作家。

全国唯一一家不做广告的文学杂志

河西:这么多年来,《收获》的栏目设置几乎都没有大的变化,小说和散文,这种稳定是否也是一种坚持?

李小林:《收获》确实是比较稳定。这种稳定体现在刊物的品位、风格和质量上,包括编辑部的整个班子和人员的稳定,才能保证它的质量。

河西:现在的发行量有多少?最高一期有多少?

李小林:12万多。最高的一期有120万。但我觉得120万也不正常,因为当时文学承担了太多文学之外的责任。当时我们有3个印刷点,后来刊物由杂志社自己出版后,就都收回来了。

86年,我们从出版社拿回来,就走向市场了,独立核算,自负盈亏,没有行政拨款。

河西:有一次全国纸张涨价后,《收获》似乎发生了经济上的困难,陈荒煤等人得知消息后纷纷捐款,才使《收获》渡过难关。

李小林:那是88年,全球性的纸张暴涨,印工也上涨,就波及到我们。我们刚自己办刊不久,而定价是全年都定好的。年中纸暴涨了,定价又不能涨,这样我们一下子就陷入困境了。当时利润还是比较薄,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读者的利益、他们的承受能力。

有些媒体得知了这样的消息后写了报道帮我们向社会呼吁。大家都觉得不能眼看着这样一本纯文学刊物垮台,马原、余华都提出来可以不要稿费,他们要挺《收获》。我父亲带头捐献稿费。萧乾把他的一本新书的稿费也捐给了我们。还有海内外的一些作家也捐了款。有些读者也让我们非常感动。他们本身是工薪阶层,经济状况也不能说很宽裕。有一个孩子,他说他已经没有钱来订《收获》,但是他还是把他得到的20元奖金寄给我们。当时的风气也不一样。有一个退休老人,寄来了1000多元,我们把钱退回去了,但这对我们确实是个很大的鼓舞。

后来上海文化基金会借给我们一笔钱,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也借了5万元给我们,这样我们就渡过难关了。当时我们欠了18万元左右,而账上只剩下了3万多元,只够我们日常开支用了。第二年我们只能涨价了,当时我们心里也打鼓,想涨价后我们的征订会不会跌下来,结果不跌反涨。于是,我们成了全国唯一一家不做广告的文学杂志。很快我们就把欠账还清了。

河西:像那多、张悦然这样的青春小说家也在开始走上《收获》的版面,这是杂志对文学作品的吸纳有了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,还是面对市场时的无奈之举?

李小林:我是反对把作家分成“几0后”的。每一代的作家都是从年轻开始的。格非在《收获》上发表《迷舟》的时候也就是20多岁。也没有说他们是“几0后”的。看作家还是要看作品。我们发过一个长篇《等待夏天》,作者王微很年轻,也不是专业写作者,这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写的一部长篇小说,他是做网络的,写出来也就是自娱自乐。后来我们一个编辑发现了之后拿到编辑部,大家看了后觉得不错,请他修改后就发了。我觉得作品质量是唯一的标准。

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,大方针不变的前提下会有一些新气象。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,再加上一些年轻编辑进来,补充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观念。但总体来说,我们的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,外面的世界再精彩,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自己的品位和办刊宗旨。

河西:在未来,您作为《收获》的主编会有些什么样的动作?

李小林:我想我应该退了。下面要看他们年轻人了。我的使命已经完成,我从85年做副主编到现在已经干了这么多年了。

河西:现在的文学期刊许多都已举步维艰,面对市场化大潮的侵袭,您觉得把文学期刊完全推向市场的做法是否也值得商榷?

李小林:是这样的。现在一下子全部推向市场了,我觉得对于文学期刊不能简单化的一刀切,全部断奶。我们是比较早地尝试市场化,经过这么多年,还是有一些经验。而且我们进入市场时的大环境要比现在好很多,现在文学越来越边缘化,整个社会泛娱乐化了,我看到过一份资料,国民的阅读率每年都在下降,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所以说政府对纯文学的刊物是否应该有一些政策上的倾斜?

我们现在和一般的企业完全等同起来了,文学毕竟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,它是精神产品,我们也交33%的企业所得税,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税,连续三年都在递增,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。出版社和其他文化报纸都享有退税优惠政策,我们没有享受过,如果可以退税,省下的钱我们就能用于改良我们的纸张,或者用于发展上,对刊物和读者都是有好处的。有些靠政府补贴的刊物因为发行量小,所以用纸还是不错的,我们也想用好纸,但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堪重负。如果我们用轻质纸、蒙肯纸这样比较好的纸,发行量大,成本马上就上去了,现在定价12元肯定顶不住。工薪阶级有多少钱用于买书?我们主要考虑到读者的承受能力,今年纸张在涨价,但我们还是保持了12元这个定价。

《随想录》: 从《望乡》谈起

河西:1992年,马原来访问巴金先生的时候,巴金先生似乎不知道马原是谁?

李小林:当时我父亲搞错了。把马原当成了马建。当时马建的小说《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》不是挨批了吗?我父亲还是很注意这些事情的。所以马原来了以后,我父亲就问他,你是不是那个写小说挨批的作家?他说我不是,名字差不多,就差了一个字。当时他写的《大师》也挨批了。马原就说,我不是马建,但是我的作品也挨批了。我父亲鼓励他,还是要多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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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分耕耘几分收获:《收获》李小林老师专访

马原

虽然他是挂名的主编,但是有重要的作品他都看。特别在80年代,凡是有争议的作品他都会看(包括《浮躁》),他看了以后说没问题。我父亲眼睛不是很好,而且当时又没有打印,都是手写,不可能每篇稿子都看,但我们经常会跟他说起一些情况,有一些他会在发表后拿来看。到90年代后,虽然年事已高,但他依然如此。像李辉的《沧桑看云》、余秋雨的《文化苦旅》他都看。再后来,《收获》每期发表的重要作品我们都读给他听。

河西:巴金先生晚年的《随想录》在《大公报》连载时受到国内的很大压力不奇怪,可是一开始是香港的7位大学生写文章来批评巴金先生,这是怎么回事?

李小林:我父亲写《随想录》是78年。香港《大公报》的副刊《大公园》编辑潘先生向我父亲约稿,就写下去了。香港学生对“文革”确实不了解,所以他们也许会觉得怎么你老提“四人帮”,老提“文革”,他们对国内情况不了解。

在国内,当时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。比如说日本电影《望乡》引发的争论,在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但在当时,《望乡》的上映遭到很多人的公开批评,说是“黄色电影”,仅仅因为它描写日本妓女的生活。《随想录》第一篇就谈《望乡》,后来,我父亲又写了一篇《再谈<望乡>》。第三篇写的是《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》,当时对于西方文学名著,很多人还视若洪水猛兽。

我记得“文革”之后,是否要重印我父亲的《家》,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那时思想很左很左。我记得当时《大众电影》登了《水晶鞋与玫瑰花》中王子与灰姑娘接吻的剧照而挨批,上海的一份杂志上登了一张名画:《泉》,因为表现了人体,结果被批得一塌糊涂。丁绍光在首都机场画了一幅傣族泼水节的画,画面有傣族少女沐浴的场面,最后这幅画给盖起来了。那时刚刚从“左”的禁锢中出来,很多人还是习惯用“左”的思维方式。《收获》79年复刊第二期上发了悼念总理的从维熙的《大墙下的红玉兰》和冯骥才反思“文革”的《铺花的歧路》。发表不久,马上就有人写信来说:你们是苏联“解冻文学”的翻版,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,所以每走一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,也不是像现在想象的那么容易。当时一些小说一发表就挨批,但毕竟社会进步了。一部作品就把人整死、给人扣帽子的情况至少不会再出现了。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自己的意见。

河西:90年代之后,巴金先生基本上是住在医院吗?

李小林:他住医院是断断续续的。94年前基本在家里,有时到医院例行检查。94年11月他胸椎压缩性骨折。那以后他就小半年在华东医院,大半年在杭州疗养。因为我家在楼上,不太方便。而且我父亲支气管不是太好,冬天就回到医院里,春夏秋天则住在杭州。

他患有帕金森式症,写字越来越困难,他想得很多,但是没办法,手不听使唤。所以只能写慢一点,到后来每天只能写几十个字,但是他坚持不口述。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,不能写了,他才允许自己口述。他的最后两篇文章(《怀念曹禺》和《怀念振铎》,是他口述,我帮他整理出来,最后他再逐字逐句地订正。《怀念振铎》曾经写过一个初稿,但后来因病没写下去,98年又拿出来,在他99年病危前还逐字修改。他觉得口述这种方法也可以,这样他还可以再写一点文章。《随想录》的全部和《再思录》的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笔书写的,只有《再思录》中译文全集的跋最后两篇是口述,但基本上都有一个草稿,不是完全口述。

《怀念曹禺》是他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,因为他老在脑子里想,有时候他会一下子说不出话来,有语言障碍,帕金森式症发展到后来就会出现这样的症状,我知道他要说什么,我就记下来,再念给他听。

河西:查出这个病是在什么时候?

李小林:查出这个病是在80年代初。他刚开始不知道,82年摔了一跤,骨折,才查出来是因为帕金森式症,转身不方便才会摔跤。得了这个病,字越写越小,手发抖,主要是因为肌张力高了。

河西:夏志清先生在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对巴金先生的《激流三部曲》评价甚低,您怎么看?

李小林:这没什么,很正常。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看法,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。有人也说《寒夜》才是我父亲最好的作品。毕竟我父亲写《家》时只有20多岁。但读者对《激流三部曲》的热爱至少说明,这些作品并没有因为时代的更迭而失去它们的价值,这就够了。(文/河西)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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